3月5日清晨，中山火炬开发区的玉兰树刚抽新芽，安玉波抱着小女儿的粉色书包站在小学门口。8岁的小囡拽着他的衣角问“妈妈什么时候来接我”，他喉结动了动，把孩子的红领巾理直：“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，以后爸爸陪你。”风卷着校门口的早餐香飘过来，他忽然想起大年初七那天，妻子练世玉坐在副驾上啃包子的样子——她咬着葱饼说“到中山得晚上了，记得给小囡买草莓”，可这句话，成了最后一句。
那是2月23日，年后返工的第一天。夫妻俩带着两个女儿从遵义老家出发，往中山的工厂赶。高速上堵了3个小时，下午3点才进服务区休息。安玉波刚走到厕所门口，就听见大女儿哭着喊“爸爸快过来”——练世玉靠在座椅上，手捂着胸口，额头上全是汗：“玉波，我肚子疼得厉害，像有块石头压着。”他赶紧打120，可救护车离服务区有40公里，20多分钟后，练世玉的手慢慢凉了下去。“她以前从来没犯过这毛病，要是早知道……”安玉波说着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手机里妻子的最后一张照片——大年初三，她蹲在老家院子里，给老父亲剥橘子。
“我以为老板只是随口安慰。”安玉波说，当时他正开车往老家赶，小姨子（和练世玉同厂）把消息告诉了老板，没过10分钟，老板的电话就打来了：“玉波，要不要我联系遵义的殡仪馆？要不要找车运遗体？”他说不用，老板却坚持：“我派我弟和她部门的张姐过去，得送她最后一程。”
2月27日晚上7点多，遵义山村的土路上开进一辆面包车。老板的弟弟陈先生和部门负责人张姐，坐了2小时飞机到遵义，又包了1小时车进村。他们裤脚沾着泥，手里捧着花圈，一进门就握住安玉波的手：“玉波哥，我们来晚了。”灵前的香烧到一半，陈先生对着遗像鞠了三个躬，声音有点哑：“世玉在公司16年，每天早来半小时擦仪器，去年疫情期间主动加班验了300台设备，我们都记得。”临走时，他们放下一个红布包——里面是公司给的2万慰问金、工会的3000元，还有几十位同事凑的8000块，总共3万2。“这是大家的心意，”张姐说，“世玉平时总帮同事带早餐，谁请假她就替班，我们都把她当姐。”
练世玉的“贴心”，安玉波比谁都清楚。“她在家总念叨‘今天的仪器没校准好，明天得早点去’，前几天蹲下刷牙起来头晕，跟妹妹说过‘蹲久了眼前发黑’，跟亲戚提过‘最近总没力气’，可唯独没告诉我。”他摸着沙发上练世玉织了一半的灰色毛衣，指节泛白，“她怕我担心，说‘返岗要紧，忍忍就过去了’——要是我多问一句……”
安玉波把80岁的老父亲接到了中山。“老家的房子里全是她的影子，老父亲总坐在门槛上摸她的照片，带过来有两个孙女作伴，能好点。”大女儿在中专读护理，马上要高考，平时住校；小女儿刚上小学，他得提前半小时下班接孩子，还要和老师商量校车路线。“昨天大女儿给我发消息，说‘爸爸，我想妈妈了’，我躲在厕所里哭了半小时——但日子总得往前过。”
3月5日，记者联系上练世玉就职的中山市生科试剂仪器有限公司，工作人员说：“老板说不用报道，都是农村出来的兄弟姐妹，谁家里没点难事？世玉跟了我们16年，这是该做的。”陈先生也说：“我们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想让玉波知道，世玉不是一个人在外面打工——我们都是她的家人。”
傍晚时分，安玉波接小女儿放学。孩子举着画本蹦跳着跑过来，画里的女人扎着马尾，站在工厂门口，旁边歪歪扭扭写着“妈工作”。风里飘来附近工厂的饭香，安玉波摸了摸孩子的头，忽然想起练世玉生前常说的话：“中山的工厂像个大家庭，我喜欢这里。”
路边的玉兰树落下一片花瓣，落在小囡的画本上。安玉波弯腰捡起来，夹进孩子的书包——那片花瓣，像极了练世玉生前织的毛衣针，带着点暖，带着点软，替她陪着这家人，继续走下去。
